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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營(浙大校本部)

作者:區高校辦  編輯:白 璐
日期:2018-11-11 21:14:27
      標,是清代綠營軍隊編制的名稱,建制規模相當于后來的團。宜山縣城東門外,清代曾駐扎一個標的軍隊,標營遂成此處地名,幾經演遷,1936年建有一座四合院式的營房。1938年9月,浙江大學西遷宜山(今宜州)時,標營駐扎桂系188師某團,廣西省政府命令該團迅速搬出,把營區所有房屋讓給浙江大學作校舍。加上周邊建些臨時教學、住宿草棚,以作學??偛?,宜州百姓和師生仍稱浙大臨時辦學總部為標營。
      標營大門

    浙大校本部標營遠景

  浙大校本部標營操場
 
      除營房用作教學、辦公等之外,標營北臨龍江,南有50余畝大的操場,西與梨子園實驗農場相鄰,東接臨時搭建草棚,和操場西邊草棚一起,用作二三四年級的教室、宿舍和禮堂(餐廳),這些草棚,排列整齊,立竹為架,葺草為頂,四周圍以粗篾席,門窗也以竹制,除大禮堂外,每屋三間。浙大實驗農場養有家蠶,曾給民眾作繅絲表演。實驗農場縱橫四五百米,南北東三面均圍有2米左右厚的石墻,嵌有暗堡,北墻外是龍江,其他三面有小溪環繞。標營禮堂常有紀念周集會或文藝演出。教室里,掛有一塊不大的黑板,地上打三根木樁,上釘一塊小木板為老師講臺,竹或木制的凳十分簡陋,有的無凳子就站著聽課,沒有桌子,用一根雞腸帶穿于兩邊木板擱于腰里當桌,有的干脆以膝代桌,十分艱苦。
標營舊址遠景(韋炳華 攝)
 
標營與求是橋(韋炳華 攝)

  位于標營內的浙江大學本部舊址碑
      浙大在宜山辦學期間(一年四個月),初設工、農、文理三個學院,后增師范學院,并將文理學院分成各自獨立的文學院、理學院,學生人數從500余人發展到了1066人,開設課程240門,新增86門,任課教師達140余名。
     浙大畢業生于宜山標營合影(1939.11)
      抗戰期間,宜山空襲警報頻繁。1939年2月5日,宜山被日機轟炸,城內外落彈達160枚(其中浙江大學校舍及附近落彈達118枚)。宜山民眾死二十余人,傷七十余人,浙大師生傷三人,城內民房和浙大校舍均毀損嚴重,浙江大學師生開展自救的同時,積極協助城區居民清理被炸毀的民房,城區民眾也為學生捐助了大量被服和衣物。
  標營落彈示意圖(1939.2.5)

豐子愷和《宜山遇炸記》

      豐子愷(1898.11.9—1975.9.15)原名豐潤、豐仁。浙江崇德人。1914年入杭州浙江省第一師范學校,從李叔同學習音樂和繪畫。1918年秋,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,對他的思想影響甚大。1919年師范學校畢業后,與同學數人在上海創辦上海??茙煼秾W校,并任圖畫教師。1921年東渡日本學習繪畫、音樂和外語。1922年回國到浙江上虞春輝中學教授圖畫和音樂,與朱自清、朱光潛等人結為好友。1924年,文藝刊物《我們的七月》4月號首次發表了他的畫作《人散后,一鉤新月天如水》。其后,他的畫在《文學周報》上陸續發表,并冠以“漫畫”的題頭。自此中國才開始有“漫畫”這一名稱。1924年在上海創辦立達中學。1925年成立立達學會,參加者有茅盾、陳望道、葉圣陶、鄭振鐸、胡愈之等人。1929年被開明書店聘為編輯。1931年,他的第一本散文集《緣緣堂隨筆》由開明書店出版。七七事變后,率全家逃難。解放后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、上海中國畫院院長、上海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等職。
      1939年4月8日,傍晚,夕陽染紅了西邊的山頭,像血一樣眩人眼目。一輛車子緩緩地從柳州方向駛近宜山縣城。突然,一陣刺耳的警報聲凄厲地在宜山縣城的上空響起,天邊同時響起沉悶卻震耳欲聾的噪音。城里,防空警報聲,哨子聲,驚恐萬狀的哭喊聲,奔跑聲……我們后來常在電影里看到的敵機轟炸平民百姓的場景都一一地在1939年這個初夏的宜山縣城出現。
      這輛準備進入宜山縣城的車子逼不得已停在了公路邊。這時,從車上下來了一位四十來歲文質彬彬的男子,面對低空掠過的日本“零式”轟炸機,這位男子鎮定自若,但見他抬起頭,看了幾眼幾乎在頭皮上飛過的敵機,眼里滿是蔑視神色。幾個小時之后,這位男子和宜山的居民一起躲在防空洞里,人們才知道,這位男子就是中外名聞遐邇的散文家、漫畫家和藝術教育家,浙江大學教授豐子愷,浙江省崇德縣(今桐鄉縣)人。
      這一年,豐子愷41歲。
      他是受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邀到宜山來的。
     1939年4月5日,豐子愷當時流亡到廣西桂林兩江(李宗仁的家鄉),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聞訊后,立即派專車前去接他,豐子愷全家11口,立即搭乘浙江大學派去的專車,經陽朔、荔浦、柳州于4月8日到達宜山,可是當天傍晚,車子尚未進入宜山縣城,宜山縣城就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。
      緊急警報尚未解除,豐子愷的車子在轟炸聲中沿來路返回又開到離縣城4公里的峽口懸巖下停下。這里是縣城南郊,算是一個安全地帶,一家人就在這里暫時躲避。這時豐子愷遙望宜山縣城,在暮色深沉中,宜山縣城給他深刻的印象,正如他日后所著《教師日記》所記:“宜城雖小,而屋宇稠密正臥于山腳之下,靜待敵機之來襲,仿佛赤子仰臥地上,靜待虎狼之來食也,人間何世,有此景象?念之怒發沖冠……”
      警報解除后,車子進入宜山縣城內,直駛西門。當時,有名的出版社———“開明書店”宜山分店就在西門,豐子愷早就是“開明書店”的特邀編輯。豐子愷當時考慮浙大剛搬到宜山,作為一所外省搬來的學校,住房肯定很緊張,為了減輕學校的負擔,豐子愷從兩江出發之前,就和開明書店宜山分店負責人約好,租書店樓上的兩間房居住。
      車子剛在輔著石板的狹窄的街上困難地行駛,剛到十字街(即現今宜州市和平路與城中中路交叉處、宜州市委門前),警報又一次響起,驚恐未定的人們,又紛紛涌上大街向縣郊逃命。蜂擁的人群堵住了車子前行的道路,車子沒法行駛了,豐子愷一家人只好下車,跟著宜山縣城逃警報的人群一起,逃出北門門洞,走下龍江河碼頭,渡過龍江上的浮橋,躲進對岸的一個巖洞里。擠滿這個小小山洞的老百姓,看見這口音不同,服飾各異的一家子,熱情相問,才知道是浙江大學初來乍到的老師,就紛紛同他握手致謝慰問,同他寒暄,豐子愷也趁此機會,也向宜山人民宣傳抗日必勝,投降即亡國的道理,就是這樣,他與宜山人民種下深厚的情誼。
      到了傍晚6點鐘,警報解除了,豐子愷才趕到西門。竺可楨已經派人在那里等候,并把豐子愷的老母親、妻子、年幼的孩子接到龍崗園(現今宜州市內燃機廠院內)暫住。這“龍崗園”是借宜山當地士紳的房屋的。這里風景優美,環境雅靜,比較適合豐子愷的趣味。宜山老人們對豐子愷居所情景至今記憶猶新,仍充滿向往羨慕之情。豐子愷居所十分素雅潔凈,全是用竹制的家具,沒有一點多余的用具,并輔以灰白的土布。這樣的家居布置與龍崗園奇石繁樹的景趣相映成輝,再加上豐子愷淡雅素靜的個性,成為當年宜山的一種文化趣味的象征。
      豐子愷一生好靜,但時逢戰亂,顛簸流離是常有的事。宜山雖算偏僻,更難遠離戰亂。但怎么說總算能在這地方安定下來教書、寫作,更為重要的是一家人都能夠在一起生活,這對于豐子愷來說,是一種難得的境遇,他感到十分滿足。豐子愷當時擔任兩門功課,一門是教育系“藝術教育”,另一門功課是中文系“藝術欣賞”,這兩門課的講義,后來作為單篇論文,收在1992年出版的《豐子愷文集·藝術卷四》里面,這也能見到宜山人民對他講學的支持,可見他這段生活的一斑。
      除了講課之外,他在宜山潛心著作,寫了半部《教師日記》;另有根據在宜山生活的感受,寫了《宜山遇炸記》、《防空洞所聞》等散文10多篇詳細描述宜山的民風民情。其中,《宜山遇炸記》記述1939年夏天,宜山縣城被日本鬼子的飛機轟炸的慘狀,首先寫了突然遭遇日本鬼子飛機的狂轟亂炸,讓人心驚肉跳。倍感委屈之余,作者想出一種巧妙躲避空襲的方法:“次日,我有辦法了。吃過早飯,約了家里幾個同志,攜帶著書物及點心,自動入山,走到四里外的九龍巖,坐在那大巖洞口讀書。 逍遙一天,傍晚回家。我根本不知道有無警報了……”由此可見豐子愷樂觀的入世態度。這一點在他的后人豐寧欣的嘴里可以得到認證,豐寧欣說過:“浙大遷到宜山后,我父親也在宜山任教。那時候,幾乎天天有空襲警報,課也很難上。”豐寧欣說,有一次大家躲在野一個V型的巖石中,不想敵機故意將炸彈投在郊外,V型巖石剛好成為敵人目標。但數枚炸彈都未命中,以至于豐子愷認為這V字就是1945年最后勝利的象征。豐子愷還專門寫了一篇《日本空軍近視眼》,來嘲笑日軍并鼓勵抗戰的國人。
      豐子愷的樂觀來源于對中華民族的力量的深刻理解。他深信中華民族的優越是不可能被戰爭所淹滅的。1939年,豐子愷在宜山浙大講演《中國文化之優越》,首先就強調中國文化的優越性,希以此來激勵青年的愛國熱情和抗戰的決心。在演講的最后,豐子愷又對青年大學生們提出了自己的希望:“諸君是中國最高學府之學生,不久的將來的中國的向導者。發揚文化之責,端在諸君肩上。務請努力保住中國靈魂,以提倡物質文明及發揚固有之精神文明為己任。這才不愧為一個堂堂的中國大學生。”演講完畢,豐子愷向學生們深深鞠了一躬。此時的豐子愷或許從這些大學生身上看到了中國的未來,希望在他們的身上保留住“中國的靈魂”,只要這個靈魂不滅,中國就永遠有希望,文化薪火相傳,這或許就是豐子愷于抗戰時期的信念。


宜山遇炸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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